中国历史上的禁海政策，其实并不是一朝一代的突发奇想，而是在动荡中一再反复的产物。许多人觉得“片板不得入海”这个说法是满清的独门招牌，实际上最早出自明朝朱元璋，甚至朱元璋也是照着前朝的作业抄的。再往前追溯，元朝蒙古人也搞过禁海。元明清三代的禁海政策，看似理由各异，细细分析其实是一脉相承。
中国的海外贸易历史悠久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和周边近海国家有交流。汉代商船能跑到印度，三国时期南北各自有自己的海外生意：曹魏专注对日贸易，孙吴走南洋，蜀汉没得海边，玩不了这票赚外快。两晋南北朝，海上航线已然成型，贸易频繁；隋唐则因陆上丝绸之路经常受阻，海上贸易愈发重要，大唐商船能到波斯湾。宋朝尤其重商，土地兼并不受限制，皇帝几乎是从土地里刮不出钱，就只能另辟蹊径，海贸成了国库的重要来源。南宋时期，商税占到财政收入的六成，其中三分之一来自海贸。南宋能在内忧外患下支撑152年，江南半壁独抗蒙古46年，海贸收入的作用不可替代。
南宋最终撑不住，很大原因是连年战争导致国内生产严重破坏，货源不稳，财政入不敷出。贾似道搞公田法，想回头再从土地里刨钱，结果把地主们逼急了，大宋随之树倒猢狲散。
元朝蒙古人更重商，海贸更肆无忌惮，关税收入比南宋还高。可有一天，元朝突然宣布禁海，原因很有意思。蒙古人从历史上就是最爱钱的北方民族之一，爱钱到能不要命的地步。别人发财都往南打中原，蒙古人却一头扎进西征。起因是蒙古商队去西边卖货被花剌子模抢了，铁木真怒而复仇，结果发现西边不仅有沙子，还有财富，西边蛮子也没想象中那么能打。三次西征掠夺了大量财富和人口，蒙古大军因此富得流油，这才有底气横扫中原。
忽必烈称帝后依然念念不忘发财捷径，缅甸、安南、日本、爪哇都派兵去抢，结果全都失败，不仅没捞到外快，反倒搭了老本。更糟糕的是，蒙古内战不断，大炮一响黄金万两，军费开支庞大，财政压力巨大。忽必烈让色目人阿合马当财相，阿合马搞钱的诀窍是“量出为入”，皇帝要花多少税就收多少。收税收得百姓卖儿鬻女，关中饥民遍地。阿合马的强盗式刮地皮，最终导致各地义军风起云涌。
忽必烈趁阿合马被刺杀，换了汉人卢世荣做财相。卢世荣的建议是放水养鱼，把财富养肥了再割韭菜，但见效慢，忽必烈又急着要快钱。卢世荣没办法，只能把主意打到海贸上。
中国海外贸易长期处于野蛮生长状态，唐朝显庆六年才设市舶使征收关税，开元年间设市舶司，直至清康熙二十四年才撤销。市舶司职能比今天海关复杂，除了管理贡品，还征收船税、货税、强制拍卖货品赚取巨额利润。南宋市舶收入占财政两成，地位重要。
但市舶司能收的多是外国船和货，国内对舶来品需求有限，反而海外对中国商品需求旺盛，利润高得吓人。明朝湖州生丝国内一两银子一斤，卖到日本五两银子。资本逐利，利润高到五倍十倍，没人把法律当回事。大海风险大，航海技术原始，海上讨生活跟脑袋系在裤腰带上没区别。鉴真东渡日本前后11年，六次才抵达目的地，同行三条船丢了两条，唐朝渡日航线已成熟，但遇到南洋西洋，发十条船能回来一两条已算好运。
高利润吸引亡命徒，海商等于海盗，商船等于海盗船，古今中外皆然。下海的没几个好人，靠岸就是商人，遇到机会就转海盗。官府对他们没好感，遇到就抓杀，管理成本高。外国人来贸易欢迎，国人下海却不受待见，哪朝哪代都这样。
南宋中后期财力不足，不得不开放海禁，允许海商出洋，朝廷从中抽税。其实早在汉朝起就有国人下海做生意，官府敌视打击，走私活动从未断过，禁得越厉害，走私越猖獗。南宋放开后，海商取代阿拉伯人成为东亚-中东航线霸主，建立了四通八达的商路，朝廷收入大增，能抗蒙古半个世纪。
元朝继承南宋海贸，重商无禁忌，连人都卖，王公贵族卖自家军队奴隶。元朝市舶收入超南宋，但卢世荣发现抽税比起海贸巨利只是九牛一毛，偷逃关税根本防不住。要想多赚，朝廷也得下海做生意，于是搞“官本船”，结果赔了底掉。卢世荣发现海贸看似简单，其实一点不简单。民间海商是卖命自己挣钱，官本船是卖命给公家，劲头不同。卢世荣想到公私合营，朝廷出本钱，私商下海，赚了分成。
海上贸易有两个特点：垄断和武力护航。明朝江南生丝国内一斤150~200文钱，卖到日本5两银子，增值20多倍。垄断航线同盟，谁压价就弄死谁。西方也搞垄断，葡萄牙西班牙分割贸易区，香料垄断利润高，后来欧洲诸国抢食，垄断破了，价格大跌，东印度公司破产。最后英国赢了，成了日不落帝国。东方海商养着微型海军，遇到硬茬子规矩，遇到软柿子就成海盗，甚至海外称王。
元朝官本船想通吃市场，谁理他？海商在海上不听话，打起来未必打得赢。卢世荣要赚大钱，除公私合营还得垄断市场，要垄断就得有强大海军，元朝海军玩不转，东征日本惨败，打爪哇也失败。卢世荣想到一劳永逸：管住海商，不让他们下海也不让他们上陆，官本船+禁海，只有“国企”能出海，私商禁止，违者格杀勿论，私商只能给国企打工。
计划完美，但卢世荣没机会见证落地，上任四个月被砍头。忽必烈换了桑哥，继续官本船+禁海，至元二十九年在江浙闽粤四省实施。元朝禁海一年多，忽必烈挂了，成宗铁穆耳开放海禁，十年后又禁商下海，再开放再禁。元朝不到百年，四次禁海四次开海，政策一团糟。元史不受重视，许多人都不知道元朝禁海，还以为是明朝首创。
蒙古人如此纠结，是因为官本船+禁海的政策太让人心疼。政策刚出，全国都懵，按规矩跑两趟，朝廷赚爆了，海商只捞零头，搏命不值得，回家种地更香。蒙古王公贵族以前能赚大钱，现在都进了皇帝口袋，眼红。忽必烈在时没人敢闹，成宗上台为了稳皇位，有求于王公，开放海禁。皇权稳了，再禁海把钱捞回去，如此反复循环。
元朝瞎折腾，造成两个恶果。自唐宋以来形成的海贸事业被祸害，今儿开海明儿禁海，海商出海合法，回来违法，最后都去走私，关税收入大幅缩水，明初只剩十几万贯。明朝大规模海商走私集团就是这么来的。
元朝的政策也迷惑了明朝。洪武四年朱元璋罢太仓黄渡市舶司，七年再罢明州、泉州、广州三市舶，自唐朝以来的大规模海外贸易断绝，“片板不得入海”正式出现。朱元璋在经济上的天赋和认知水平不高，整个明朝十六帝经济建树都乏善可陈。明朝照抄元朝作业，地方坐收坐支，搞得大明穷到尾。朱元璋对商人偏见重，海商与昔日对头有勾结，大臣拿元末市舶司收入惨淡做证据，他禁海更无顾忌。
洪武年间大臣忽悠朱元璋只看至正年市舶司收入，不看至元年。泉州市舶司年收入占朝廷收入十五分之一，数百万贯。朱元璋要是知道能赚这么多，何必搞那么多大案，能正大光明赚钱，皇帝何必当强盗？可在经济问题上他屡错不改，坑完自己坑子孙。
朱棣好大喜功，花钱无数，手紧。先加税，再印钞，最后打主意到海外贸易，派郑和下西洋。郑和下西洋带大量中国商品出国，也带回香料、宝石、金银等特产，香料一度价比黄金，归来后香料价格大跌，朝廷以胡椒充作俸禄发放。郑和带回大量属国王公使臣，赏赐价值高达600万两白银，朱棣直接从内库拨付，利润可见一斑。经济上郑和下西洋是赚爆了。
但正史评价郑和下西洋是“虚耗靡费太甚”，“支费浩繁，库藏为虚”，认为是赔钱货。这也是停罢下西洋的主因。朱祁镇下令停罢，实则辅政大臣决定，皇帝背黑锅。朱祁镇在位二十多年，大明内忧外患，国力虚弱，根本无力再下西洋。明宪宗朱见深准备重建宝船，去兵部调资料，兵部郎中刘大夏放火烧掉资料，彻底终结下西洋。
文官停罢、放火，是断人钱财如杀父母。元朝官本船+禁私商出海，海商都去走私，市舶司收不上钱，误导朱元璋禁海。朱棣派郑和下西洋，许多人误以为解禁，实际上没有，还是“国企”专营，私商靠边站，继续禁海。明朝执行力超强，凡蒙古人想到但做不成的事，明朝都搞得掂。官本船在元朝形同虚设，成官商勾结重灾区，明朝却严格执行。
郑和下西洋赚回利润大半进了皇帝内库，文官集团插不上手，捞不着好处，当然不爽。海商更惨，郑和船队大规模出海，商品量大管饱，海商破产。明朝官员多出自东南沿海，和海贸有千丝万缕联系，公私都反对下西洋，千方百计搅黄。
停罢下西洋后，大明继续海禁，海商继续走私，大体相安无事。嘉靖八年裁撤宁波市舶司，重申严格海禁，对日贸易严厉，结果引发嘉靖倭乱。倭乱本质是贸易战争，海商利益受损，失业人口剧增，改稻为桑，江南地不种庄稼只能花钱买粮。海商分化为坐商和行商，坐商有钱有势，支持禁海，行商希望解禁。嘉靖皇帝严厉海禁，激化矛盾，海商变海盗，沿海百姓遭殃。直浙总督谁干谁死，典型是汪直被招安又被杀，胡宗宪自杀。隆庆开关后只开放月港，限额贸易，实际贸易量远不能满足需求。
所以隆庆开关其实是朝廷默认走私合法，不抓了，大家凑合着过日子。朝廷从海贸中获得的利益聊胜于无，隆庆开关到明亡，流入白银三亿两，占全球白银三分之一，朝廷能用的却很少。朱由检想弄二十万两银子军费保卫京师都做不到，只好自挂东南枝。大家都想吃独食，结果把满洲人招来了，谁都没得吃。
说句心里话杠杆炒股，这一连串的政策，不禁让人觉得，历史上那些朝廷和皇帝，往往都是被眼前的利益、权力斗争和自家小算盘牵着鼻子走，哪怕海贸带来的是一大锅金银，最后能落到国家和百姓嘴里的，往往只是锅底的一小撮残渣。网友经常说“政策一变，大家都得重新洗牌”，在中国历史上，禁海政策就是这么个反反复复的洗牌游戏，折腾到最后，朝廷、商人、百姓、海盗都没个好日子。中国的海洋，千百年来就像一口大锅，煮着商机、财富、风险和权力，谁掌勺，谁喝汤，都是一场权力的较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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