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中国历史上的禁海政策,其实并不是一朝一代的突发奇想,而是在动荡中一再反复的产物。许多人觉得“片板不得入海”这个说法是满清的独门招牌,实际上最早出自明朝朱元璋,甚至朱元璋也是照着前朝的作业抄的。再往前追溯,元朝蒙古人也搞过禁海。元明清三代的禁海政策,看似理由各异,细细分析其实是一脉相承。
中国的海外贸易历史悠久,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和周边近海国家有交流。汉代商船能跑到印度,三国时期南北各自有自己的海外生意:曹魏专注对日贸易,孙吴走南洋,蜀汉没得海边,玩不了这票赚外快。两晋南北朝,海上航线已然成型,贸易频繁;隋唐则因陆上丝绸之路经常受阻,海上贸易愈发重要,大唐商船能到波斯湾。宋朝尤其重商,土地兼并不受限制,皇帝几乎是从土地里刮不出钱,就只能另辟蹊径,海贸成了国库的重要来源。南宋时期,商税占到财政收入的六成,其中三分之一来自海贸。南宋能在内忧外患下支撑152年,江南半壁独抗蒙古46年,海贸收入的作用不可替代。
南宋最终撑不住,很大原因是连年战争导致国内生产严重破坏,货源不稳,财政入不敷出。贾似道搞公田法,想回头再从土地里刨钱,结果把地主们逼急了,大宋随之树倒猢狲散。
元朝蒙古人更重商,海贸更肆无忌惮,关税收入比南宋还高。可有一天,元朝突然宣布禁海,原因很有意思。蒙古人从历史上就是最爱钱的北方民族之一,爱钱到能不要命的地步。别人发财都往南打中原,蒙古人却一头扎进西征。起因是蒙古商队去西边卖货被花剌子模抢了,铁木真怒而复仇,结果发现西边不仅有沙子,还有财富,西边蛮子也没想象中那么能打。三次西征掠夺了大量财富和人口,蒙古大军因此富得流油,这才有底气横扫中原。
忽必烈称帝后依然念念不忘发财捷径,缅甸、安南、日本、爪哇都派兵去抢,结果全都失败,不仅没捞到外快,反倒搭了老本。更糟糕的是,蒙古内战不断,大炮一响黄金万两,军费开支庞大,财政压力巨大。忽必烈让色目人阿合马当财相,阿合马搞钱的诀窍是“量出为入”,皇帝要花多少税就收多少。收税收得百姓卖儿鬻女,关中饥民遍地。阿合马的强盗式刮地皮,最终导致各地义军风起云涌。
忽必烈趁阿合马被刺杀,换了汉人卢世荣做财相。卢世荣的建议是放水养鱼,把财富养肥了再割韭菜,但见效慢,忽必烈又急着要快钱。卢世荣没办法,只能把主意打到海贸上。
中国海外贸易长期处于野蛮生长状态,唐朝显庆六年才设市舶使征收关税,开元年间设市舶司,直至清康熙二十四年才撤销。市舶司职能比今天海关复杂,除了管理贡品,还征收船税、货税、强制拍卖货品赚取巨额利润。南宋市舶收入占财政两成,地位重要。
但市舶司能收的多是外国船和货,国内对舶来品需求有限,反而海外对中国商品需求旺盛,利润高得吓人。明朝湖州生丝国内一两银子一斤,卖到日本五两银子。资本逐利,利润高到五倍十倍,没人把法律当回事。大海风险大,航海技术原始,海上讨生活跟脑袋系在裤腰带上没区别。鉴真东渡日本前后11年,六次才抵达目的地,同行三条船丢了两条,唐朝渡日航线已成熟,但遇到南洋西洋,发十条船能回来一两条已算好运。
高利润吸引亡命徒,海商等于海盗,商船等于海盗船,古今中外皆然。下海的没几个好人,靠岸就是商人,遇到机会就转海盗。官府对他们没好感,遇到就抓杀,管理成本高。外国人来贸易欢迎,国人下海却不受待见,哪朝哪代都这样。
南宋中后期财力不足,不得不开放海禁,允许海商出洋,朝廷从中抽税。其实早在汉朝起就有国人下海做生意,官府敌视打击,走私活动从未断过,禁得越厉害,走私越猖獗。南宋放开后,海商取代阿拉伯人成为东亚-中东航线霸主,建立了四通八达的商路,朝廷收入大增,能抗蒙古半个世纪。
元朝继承南宋海贸,重商无禁忌,连人都卖,王公贵族卖自家军队奴隶。元朝市舶收入超南宋,但卢世荣发现抽税比起海贸巨利只是九牛一毛,偷逃关税根本防不住。要想多赚,朝廷也得下海做生意,于是搞“官本船”,结果赔了底掉。卢世荣发现海贸看似简单,其实一点不简单。民间海商是卖命自己挣钱,官本船是卖命给公家,劲头不同。卢世荣想到公私合营,朝廷出本钱,私商下海,赚了分成。
海上贸易有两个特点:垄断和武力护航。明朝江南生丝国内一斤150~200文钱,卖到日本5两银子,增值20多倍。垄断航线同盟,谁压价就弄死谁。西方也搞垄断,葡萄牙西班牙分割贸易区,香料垄断利润高,后来欧洲诸国抢食,垄断破了,价格大跌,东印度公司破产。最后英国赢了,成了日不落帝国。东方海商养着微型海军,遇到硬茬子规矩,遇到软柿子就成海盗,甚至海外称王。
元朝官本船想通吃市场,谁理他?海商在海上不听话,打起来未必打得赢。卢世荣要赚大钱,除公私合营还得垄断市场,要垄断就得有强大海军,元朝海军玩不转,东征日本惨败,打爪哇也失败。卢世荣想到一劳永逸:管住海商,不让他们下海也不让他们上陆,官本船+禁海,只有“国企”能出海,私商禁止,违者格杀勿论,私商只能给国企打工。
计划完美,但卢世荣没机会见证落地,上任四个月被砍头。忽必烈换了桑哥,继续官本船+禁海,至元二十九年在江浙闽粤四省实施。元朝禁海一年多,忽必烈挂了,成宗铁穆耳开放海禁,十年后又禁商下海,再开放再禁。元朝不到百年,四次禁海四次开海,政策一团糟。元史不受重视,许多人都不知道元朝禁海,还以为是明朝首创。
蒙古人如此纠结,是因为官本船+禁海的政策太让人心疼。政策刚出,全国都懵,按规矩跑两趟,朝廷赚爆了,海商只捞零头,搏命不值得,回家种地更香。蒙古王公贵族以前能赚大钱,现在都进了皇帝口袋,眼红。忽必烈在时没人敢闹,成宗上台为了稳皇位,有求于王公,开放海禁。皇权稳了,再禁海把钱捞回去,如此反复循环。
元朝瞎折腾,造成两个恶果。自唐宋以来形成的海贸事业被祸害,今儿开海明儿禁海,海商出海合法,回来违法,最后都去走私,关税收入大幅缩水,明初只剩十几万贯。明朝大规模海商走私集团就是这么来的。
元朝的政策也迷惑了明朝。洪武四年朱元璋罢太仓黄渡市舶司,七年再罢明州、泉州、广州三市舶,自唐朝以来的大规模海外贸易断绝,“片板不得入海”正式出现。朱元璋在经济上的天赋和认知水平不高,整个明朝十六帝经济建树都乏善可陈。明朝照抄元朝作业,地方坐收坐支,搞得大明穷到尾。朱元璋对商人偏见重,海商与昔日对头有勾结,大臣拿元末市舶司收入惨淡做证据,他禁海更无顾忌。
洪武年间大臣忽悠朱元璋只看至正年市舶司收入,不看至元年。泉州市舶司年收入占朝廷收入十五分之一,数百万贯。朱元璋要是知道能赚这么多,何必搞那么多大案,能正大光明赚钱,皇帝何必当强盗?可在经济问题上他屡错不改,坑完自己坑子孙。
朱棣好大喜功,花钱无数,手紧。先加税,再印钞,最后打主意到海外贸易,派郑和下西洋。郑和下西洋带大量中国商品出国,也带回香料、宝石、金银等特产,香料一度价比黄金,归来后香料价格大跌,朝廷以胡椒充作俸禄发放。郑和带回大量属国王公使臣,赏赐价值高达600万两白银,朱棣直接从内库拨付,利润可见一斑。经济上郑和下西洋是赚爆了。
但正史评价郑和下西洋是“虚耗靡费太甚”,“支费浩繁,库藏为虚”,认为是赔钱货。这也是停罢下西洋的主因。朱祁镇下令停罢,实则辅政大臣决定,皇帝背黑锅。朱祁镇在位二十多年,大明内忧外患,国力虚弱,根本无力再下西洋。明宪宗朱见深准备重建宝船,去兵部调资料,兵部郎中刘大夏放火烧掉资料,彻底终结下西洋。
文官停罢、放火,是断人钱财如杀父母。元朝官本船+禁私商出海,海商都去走私,市舶司收不上钱,误导朱元璋禁海。朱棣派郑和下西洋,许多人误以为解禁,实际上没有,还是“国企”专营,私商靠边站,继续禁海。明朝执行力超强,凡蒙古人想到但做不成的事,明朝都搞得掂。官本船在元朝形同虚设,成官商勾结重灾区,明朝却严格执行。
郑和下西洋赚回利润大半进了皇帝内库,文官集团插不上手,捞不着好处,当然不爽。海商更惨,郑和船队大规模出海,商品量大管饱,海商破产。明朝官员多出自东南沿海,和海贸有千丝万缕联系,公私都反对下西洋,千方百计搅黄。
停罢下西洋后,大明继续海禁,海商继续走私,大体相安无事。嘉靖八年裁撤宁波市舶司,重申严格海禁,对日贸易严厉,结果引发嘉靖倭乱。倭乱本质是贸易战争,海商利益受损,失业人口剧增,改稻为桑,江南地不种庄稼只能花钱买粮。海商分化为坐商和行商,坐商有钱有势,支持禁海,行商希望解禁。嘉靖皇帝严厉海禁,激化矛盾,海商变海盗,沿海百姓遭殃。直浙总督谁干谁死,典型是汪直被招安又被杀,胡宗宪自杀。隆庆开关后只开放月港,限额贸易,实际贸易量远不能满足需求。
所以隆庆开关其实是朝廷默认走私合法,不抓了,大家凑合着过日子。朝廷从海贸中获得的利益聊胜于无,隆庆开关到明亡,流入白银三亿两,占全球白银三分之一,朝廷能用的却很少。朱由检想弄二十万两银子军费保卫京师都做不到,只好自挂东南枝。大家都想吃独食,结果把满洲人招来了,谁都没得吃。
说句心里话杠杆炒股,这一连串的政策,不禁让人觉得,历史上那些朝廷和皇帝,往往都是被眼前的利益、权力斗争和自家小算盘牵着鼻子走,哪怕海贸带来的是一大锅金银,最后能落到国家和百姓嘴里的,往往只是锅底的一小撮残渣。网友经常说“政策一变,大家都得重新洗牌”,在中国历史上,禁海政策就是这么个反反复复的洗牌游戏,折腾到最后,朝廷、商人、百姓、海盗都没个好日子。中国的海洋,千百年来就像一口大锅,煮着商机、财富、风险和权力,谁掌勺,谁喝汤,都是一场权力的较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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